原文标题为：《员工是真正的英雄——在“弘扬茅台精神·再创辉煌未来”主题报告会上的讲话》
今年九月是我走进茅台酒厂工作整整50年的日子。一辈子在一个企业工作的比较多，一家几辈人在一个企业工作的也有不少，但一个外省人在贵州一个企业工作50年的不多。因此，公司领导建议召开这样一个会，叫我讲讲这50年的感受，讲讲为什么能在茅台50年。这让我很矛盾，觉得不讲又不好，讲什么又很难掌握，讲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讲过去的事情大家又不一定愿意听，怎么办?于是我征求了一个领导的意见，征求他我应该讲什么为好，他说“你就讲讲为什么能留下来50年吧。”我只好遵命，今天就介绍一下我是怎么留下来50年的，但是只说这一个问题我又觉得好像没有讲透一样，所以今天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讲我为什么能在茅台坚守50年。第二个讲在50年里我见证了茅台的哪些变化。明年是茅台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100周年，我今年在茅台已50年，可以说我见证了茅台历史上最重要的50年，50年里到底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有哪些经验，我想与大家交流交流。第三个是我在当董事长的时候，提出来要“做好做大做强茅台”，后来我又加了一个“做久”，我感到这个很重要，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讲如何做久，如何通过坚守工艺和质量来实现“做久”提点建议。
一、为什么能在茅台坚守五十年
(一)是缘分。
1959年我考大学时，那时可以报九个志愿，其中我就填报了无锡轻工业学院，后来就被录取到这个学校。1964年毕业分配时，由于学习期间，功课还不错，所以领导、导师们的意思是让我去科研单位。第一个方案是分在上海一家研究所，当时我的同学、现在的老伴徐英同志是被分在杭州的一个单位。但因为上海是个好地方，想去的人太多，和学校、老师有点关系的都去找，而我是农村孩子，根本不晓得找领导，结果我被挤出来了。
第二个方案是分在四川内江制糖发酵研究所。这个单位虽然现在不出名，但是当时好像很有名，他们单位就有一个参加1963年第二届全国评酒会的评酒委员。正好这个时候，因为那次评酒会评酒方法不科学、评酒委员会的委员没有经过培训，不了解全国的白酒情况，所以把茅台评到第五位去了。当时一共有17位评酒委员，有一个酒厂评酒委员参加，据说他把自己的酒打了100分，把茅台打成60分，这样一来，就把我们茅台的平均分拉下来2分多，这肯定就不行了。而刚好在这个时候，评酒委员的组织者没有经过上级领导批准，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香港的《大公报》，《大公报》就公布了这个名次。而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正在西北非访问非洲十四国，有天晚上他宴请新闻记者，宴会一开始周总理就说今天我用中国最好的茅台酒宴请大家，由于那个时候外国记者都知道了《大公报》公布的这个消息，就说，总理，您不是用最好的酒来招待大家，现在中国最好的酒是五粮液。周总理听到这个评奖结果后很生气，仍然坚持说“我是拿了中国最好的酒茅台酒来宴请大家!”国内的有识之士知道名次公布就提醒了当时评酒组织者说你“捅篓子”了，你赶快做好检查，周总理回来会找你的。幸好当时的中央轻工业部和贵州省委省政府都分别及时向中央作了报告，所以那一年茅台酒厂发生了几件非常大的事：第一件，7月份调整了茅台酒厂主要领导人员，党委书记调到遵义地区，我记不清楚是平调还是当副职，厂长是被就地免职，后来平反了;第二件，10月份轻工业部派出了一位司长来当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帮助茅台酒厂搞四清运动;第三件，由轻工业部食品司周恒刚高级工程师组成的试点工作组，来帮助茅台酒厂提高茅台酒的质量，这个组上面有个试点委员会囊括了当时全国发酵行业的顶尖人物，包括秦含章、金培松、方心芳、朱宝镛，还有我们省里的领导和茅台酒厂的领导。这三件事对我影响极其深刻，使我认识到茅台酒的质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质量问题和技术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第三个方案就是正好这个时候我大学毕业，茅台酒厂缺乏工程技术人员，就把我分配到茅台酒厂来了，我们成了茅台酒厂第一批大学本科发酵专业毕业生。我是9月份来报到的，那个时候员工只有300多人，还在往外调工人，精简人员。
所以，应该说我到茅台来是个缘分，经过三个方案才“折腾”到了茅台，才与大家变成一家人。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就是，1939年4月我出生的那一天，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上，在《新华日报》上登了一则茅台酒的广告，后来中央单位的同志发现了这张报纸，特地从北京赶过来送给我这份报纸，我也怕放家里乱找不到，就请儿子替我保管。我感觉这也是个缘分，大概是命里注定的。
(二)是员工、领导的关心。
一到茅台就感觉到茅台员工很热情，很爱帮助人，有很多例子。一是从江苏一路走过来，辗转从上海到贵阳，后从贵阳到遵义用一天，遵义到茅台用了三天，一路走一路看心里很酸，到的当天下午6点吃饭，吃的是大米饭，还有红烧板栗肉，吃得很香，但是心情不好，所以早早地就睡觉了。这个晚上很不巧，小偷光顾了徐英同志的房间。小偷做贼心虚，徐英同志翻个身小偷以为被发现了，拔腿就跑，这一跑还真被发现了，徐英同志拉开门就喊“抓小偷”，虽然最后没抓到，不过还好没造成损失。当天领导立即安排徐英和二楼的两位女同志一起住，这些女同志毫无怨言热情欢迎，后来还成了好朋友。二是有一次我的饭票被人偷了，当时粮食还很困难，但职工们有的送饭票、有的送粮票、有的看到我喜欢红薯，就从家里给我捎红薯。刚到厂里时我才108斤，背糟子根本背不起，负重爬楼梯更不行，员工们很细心，为了照顾我，在铲糟子进背篼时，为了不让我因为重而往后倒，就用掀把勾一下我的背篼;有很多员工爱憎分明，我来了没几天，有的就善意地给我说要分清界线和站稳立场，非常关心我。因此我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特别是看了生产后，感到所有的白酒工艺和茅台都不一样。我便告诫自己和徐英同志：十年内没有发言权，千万不能因为我们的话影响了茅台酒的质量。三是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当时我只是生产科副科长，老省长王朝文省长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季啊，委屈你了”，他的意思是你从好地方来，到了我们贵州茅台这个地方委屈了我，让我感到很温暖。四是我们的邹开良书记也很关心我，七十年代末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他出差江苏，专门冒着严寒到苏北农村去看望我的父亲，动员我父亲来贵州。我们苏北冬天不烤火，很冷很冷，他去时没告诉我，回来也没讲，后来我回家了才知道，让我很感动。五是周高廉书记调来厂后各方面都很关心我，经常问我的生活和家庭情况，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六是省厅的邱厅长和组织处的老王也在事先没告诉我的情况下到南通乡下看望我的父亲，希望他来贵州定居。所以，真的感到员工关心我，领导关心我，社会各界关心我。我曾经在仁怀市很多会议上说到，历届仁怀市各级党委政府也很关心我们茅台，仁怀市人民也很支持我们茅台，特别是茅台镇的农民，他们让出赖以生存的土地支持我们。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仁怀市为了支持我们发展，我们提出五马镇的煤厂要影响环境、质量和水质，市里就把煤厂关闭了;我们提出建电厂要烧煤会影响空气质量，污染环境仁怀市就把火电项目停下来了;我们提出五马的纸厂对赤水河有污染，市里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就停了;水泥厂也关了……;很长一段时间用电紧张，仁怀市都尽量把其它生产停下来供我们用电，尽量把工业项目砍掉保护茅台的生态环境。仁怀市特别让我感动的是1973年，我那时是一名普通技术员，无锡轻院的朱宝镛院长要从贵阳来厂，那时我厂没有小车，我找市政府办公室请求支持，他们一商量就同意了。所以，社会各界这样地关心和支持，领导和员工这样地关爱，才是我能在这里干50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是茅台的神秘工艺吸引着我。
茅台神秘的工艺吸引着我，使我除了家庭困难想申请调走外，其它什么原因都不想走。我想弄清楚，了解茅台酒的奥妙在哪里，秘密在哪里?我编写的《茅台酒的十个工艺特点》，都是对照其它酿酒工艺写出来的，到底这些工艺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对我们酒的品质有什么影响?我们的工艺和世界上任何一种蒸馏酒都不一样，有的甚至背向而为，这就给我要弄清楚它为什么如此奇特的追求!譬如说，为什么要近乎整粒的蒸粮?为什么要高温蒸馏?为什么要高温制曲?为什么要季节性生产?特殊工艺给酒质带来了哪些独具一格的品质?等等很多问题我感觉值得弄清楚。在50年里，我是有几次机会可以离开茅台的，但我没有离开，1985年我从厂长位子上退下来任总工程师(正厂级)时，外面有人高薪请我，还说要送一套别墅，但我一口拒绝了。不当厂长了，省厅给了我三个可选择的处室当一把手，我也说不去，尤其是后来从其它厂调了一个厂长当副厅长时，有人说就是你不去轻工厅，否则这个副厅长就是你的了，我也毫无后悔的想法，也不羡慕。到了1993年，各级政府换届，省委主要负责人找我谈话，要调我到省厅当领导，省领导、厅领导、厂领导都对我说这次你可以选择了，但是我也婉言拒绝了。理由是“我五十四岁了”，我说，轻工行业有54个行业，我只懂点茅台酒，不懂其它53个行业，我没那个本事，所以希望领导不要调我走。后来旁边有人帮我讲话，就说“老季在茅台干得好好的，你就让他在那干嘛。”可能领导后来讨论了，就同意了我的意见，没有让我到轻工业厅去当领导，我就留下来了。所以，一共有三次机会离开茅台，特别是后面两次，很正当地能调走，但是我没有走。我虽然申请了二十年要求调回家，后来养父过世后，没有理由申请调回家了，就这样根据组织的安排在茅台工作超过了50年。
在我工作50年的过程中，解决困难问题时都是群众帮助了我。譬如：一是我能把茅台工艺上升为理论，用科学理论来诠释茅台工艺，是因为我首先当了群众的学生，是群众先教了我。我认真向老酒师、向老工程师、技术人员学习，不管哪位酒师、曲师，工人讲的我都认真听，学他们之长，补我之短。二是和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员工一起解决二次酒不出酒、少出酒、产量低于一次酒的问题，也得益于我认真听取了群众意见，综合归纳，提出了20多条的影响因素和50多条解决措施。但真正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是当时一个单位挨了批评发怨言，说不是因为质量不好而是因为推迟生产多用些煤，受到了批评，根据这几句话和微生物的生长情况，我得出了结论，就给几位分管生产的领导说，调整一下烤一次酒的计划，适当延长烤一次酒的生产时间，后来二次酒出酒不正常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我前几天还翻了一下，1987年的二次酒产量占总产量的2.8%，而那一年一次酒是4.8%，二次酒的产量还不如一次酒，这是个大问题，后来解决了，一次酒占总产量7-8%，二次酒占13%左右。三是1991年和2001年，当时没有地方建酒库也是听取了群众意见找到的，听了陈世芳(已故)、何廷雄的意见，把酒库建到了现在的万吨酒库、建到了马鞍山。四是2003年产量达一万吨时，我想今后还要发展需要找地方，看看能不能找到像茅台这样好的地方，有时自己出去找，有时就请公司其他领导带我看地方，找了好几个月也没找到。后来见到了我当厂长时的党委书记陈德华同志，他正好来厂到我办公室来，我就向他请教哪里有稍微平点的地方?他想了想说，你往中华去看看，我说不是到了盐津河那边是高山嘛，还怎么走?他说继续往前走看看。我去了，路确实很难走，但我看了很开心，找到了比茅台还要好的地方，我记得当时笔记本上记了6条如泥色、泥质、海拔、方位、赤水河距离、植物群等和茅台一致。又如过去我们提出了要把茅台事业做好、做大、做强。但我在同员工同志们交流和沟通，或者在个别交谈的过程中，他们流露出担心怕做大做快了出问题，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很多庞然大物一夜就倒了。他们希望的是“做久”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员工是几代人都在酒厂工作，有的现在是茅三代，估计很快就有茅四代了，几代人都在茅台酒厂拿工资拿补贴，所以担心做久的问题，于是我提议加一个“做久”，叫做“做好、做大、做强、做久”。我感到是员工帮助我解决了很多问题，我撰写了一些文章，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并为茅台做好、做大、做强、做久做出了我应做的贡献，特别是把茅台酒的工艺上升到理论，最近还被仁怀市评为“感动酒都十大人物”，贵州省首届贵商大会评我为“贵商杰出代表”是唯一的一个国企代表，这些都是茅台一代又一代酒师、曲师、老工程技术人员和全体员工对我教育帮助的结果。所以，我感到，员工是真正的英雄。在茅台这50年中，我也探索了茅台的酒一些奥秘：一是茅台酒如何勾兑的问题。刚来的时候厂长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去酒库总结一下酒库勾酒的经验，说是开“名酒协作会”要用。一方面，我深入车间、深入班组，看老师傅们如何勾、如何调，看不懂的就问，认真向勾酒师傅学习;同时，因为我是大学生，我尽量把它们整理出来并上升为理论;另一方面，我也结合科研成果，把当时茅台试点对窖底香、酱香、醇甜三种典型体的分析结果也应用上了，写了一篇《我们是如何勾酒的》的文章，回答了茅台酒为什么要勾兑和如何勾兑的问题。那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茅台比其它酒要复杂，需要勾兑，既然复杂需要勾兑，那怎么勾兑?我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引起了各厂的重视，后来各名酒厂都搞勾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