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明代杨慎一首《临江仙》，写尽万里长江、历史兴亡的孤独与苍凉;而“一壶浊酒喜相逢”的意尽在言外，更勾连了江河、美酒与诗词千丝万缕的联系。
《礼记·月令》有言“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江河往往与美酒相伴而生，河流使农耕文明拥有与自然对话的能力，也为美酒的酿造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发源于青藏高原、干流与支流共途经19个省市区、全长6300公里的长江，通过丰沛水源与富饶作物，滋养了国酒的传承发展，特别是长江上游的四川宜宾等区域，最宜出产佳酿。
这些“形似水、性如火”的美味饮料，一经转化到社会交往的各种文化环境和语言形态中，就成为约定俗成的“酒文化”。在这些“法饮宜舒，放饮宜雅，病饮宜少，愁饮宜醉;春饮宜郊，夏饮宜洞，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的“金浆”“甘液”“琼苏”中，亦蕴含了历代文人的喜怒哀乐，他们将悲欢情愁倾注于酒中，诗词里的醇厚酒香，刻画出的更是生命的深刻痕迹。千年酒中诗，诗中酒万里，经年累月，丰饶土地、大江大河与历史文化，塑造一以贯之的诗酒传统，更展现中国文化的风流样态。
酒神共舞
晋人江统《酒诰》中言：“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在如今的“中国酒都”宜宾，有座酒圣山，半山腰上一尊巨大的白色“酒圣”夷狄(一作仪狄)雕像坐落在祭祀台上，身着缀满高粱、麦穗等谷物的长裙，单手捧一酒坛，脚踩通体金黄的雄狮。每年的12月18日，五粮液都会在这里祭祀“酒圣”夷狄，并逐渐演变成中国白酒行业的节庆活动。“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古人将酒的发明归于夏代的仪狄与杜康，而翻开中国文学艺术史，更是一部与酒神共舞的历史。“仪狄作酒”与“上天造酒”“猿猴造酒”“杜康造酒”之类的传说，在自新石器时代以降长江沿岸出土的诸多酒具文物得以被“捕风捉影”地映射;甲骨文、金文中保存了商人以酒祭祀祖先的历史，商人嗜酒之风更为炽烈。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举兵伐纣，今宜宾地区的僰人响应参加孟津大会、牧野之战，因灭商建周有功，封僰侯，建僰侯国，秦时改称僰道。北魏贾思勰亦在《齐民要术》中记曰：“犍为僰道，南广，荔枝熟时百鸟肥……率生稻田间”，反映出当时僰人善于种植水稻和荔枝，并酿造稻米自然发酵的“窨酒”。
这种醪糟酒或甜米酒，在漫长的岁月中，滋养了巴蜀及楚地的文学想象。《华阳国志》中的《蚕丛国诗四章》，言“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以黄小米等上好粮食酿出美酒，用来侍奉父母;“旨酒”更是一个“物证”，证明巴东郡峡江一带，随着黄金水道联通峡外，移民进出不断，儒家教化也已经随着水道深入巴蜀。
生命之歌
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一月十五日，曹操南下攻打孙权，率领83万大军驻扎在长江北岸。是夜，曹操在大船上和众位文武将领饮酒赏乐。当月上东山，长江宛如素练，两岸夜景美不胜收。船上几番宴饮，曹操情绪高涨，立于船上，以酒奠于江中，满饮三爵后，对江即兴当歌，一曲《短歌行》豪迈而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格调悲凉豪迈，深沉雄壮，以酒力烘托，诗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慨叹得以升华，与近四百载前刘邦的《大风歌》有异曲同工之效，更是建安风骨的真实写照。长江歌咏之后，草船借箭，黄盖诈降，火烧赤壁，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赤壁之战中，曹操一败涂地，江南统一的愿望终成江上泡影——当然，这是后话了。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外忧内患接踵而至，酒的内在文化空间被大大拓展，它是人们抒发人生感悟和社会忧思、表达个性和反对世俗必不可少的触媒。如果说放任而自由是魏晋风度的思想核心，潇洒不群、漂移自得就是其外在的精神气质，而“酒”，这是重要的道具和象征。一如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大量酒入诗的诗人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在老家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归隐田园，“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以“醉人”语态抒发性情中的真，更是生命之歌的汩汩活泉。此代文人由济世而归隐，行为不羁、饮酒不节，或清谈玄理，或归隐田园，遗世独立，酒更抒写或慷慨或悲凉的生命之歌、时代之歌。
诗酒一家
唐永泰九年(公元765年)，杜甫沿岷江东下，途经长江首城戎州(今宜宾)。戎州刺史杨使君在东楼设宴，以当地名酒“重碧春”款待杜甫，“诗圣”遂诗兴大发，挥毫写下《宴戎州杨使君东楼》：
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
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
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
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
巴蜀之地盛产的荔枝，在历史中“沉默”1700余年，终于在杜甫的诗中焕发堪比美酒的光华——尽管“重碧春”并非以荔枝为“蜜勺”调味：“重碧春”之“春”，一指春酿秋熟或秋酿春熟的酒，或指经过早期简单方法蒸馏后度数较高的酒。春酒在汉代已有声名，张衡在《东京赋》中说：“因休力以息勤，致欢忻於春酒。”春酒的发酵周期较长，大大超过了普通醪糟米酒十余天的发酵周期，与当代名酒五粮液一轮发酵需70天、双轮发酵需140天的酿造方法有极大的相似之处。“重碧春”之“碧”，为青绿色，即度数高于自然发酵的蒸馏酒存放一定时间后所具备的酒色特征。至于“重”，则指酿造工艺上的重复酿造法，古称“重酿”，唐代之前已有“重酿”之法，也是五粮液传统工艺中等的“双轮底发酵”源自古法传承的有力证明。
在诗中，杜子美对饮“重碧春”之感进行了生动精彩的描绘，开篇即对酒的品质评价为“胜绝”;而“惊身”，则是饮后难以忘怀的惊奇。广品天下美酒的诗圣以诗酒传韵，“重碧春”遂名声大噪——公元782年，唐德宗下诏，“重碧春”酒正式成为郡酿，即官方定制酒。
杜甫和“重碧春”的往事，说明唐代诗人多好酒的文化风气，尤以李杜为胜，“酒”“醉”“酌”“酿”“饮”“樽”等字眼在他们的诗篇中俯拾皆是。誉满华夏的川酒，更是此代文人墨客浅吟低唱不可或缺的题材——李白诗曰“葡萄泼新醋”，杜甫赞之“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才倾一盏即醺人”，更从一个侧面证明唐代亦是川酒蓬勃兴盛的时代，四川特别是宜宾地区，土地肥沃，山川秀丽，气候温和，人文荟萃，所谓“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交汇的宜宾，素有“中国白酒之都”的美誉。
不只是杜甫，卢照邻的《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陈子昂的《别冀侍御崔司议序》、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白居易的《劝酒》《琵琶行》……“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土旷然无涯，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甚精，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械器之用。……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云嗟乎，醉乡氏之俗，岂古华胥氏之国乎?其何以淳寂也。如是今予将游焉，故为之记。”初唐爱酒的隐士王绩把“醉乡”想象成一个历史和文化的理想国。它也更预示了，有唐一代这个四海调和、九州繁华的盛世，最宜出产佳酿：“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酿酒原料极丰富;“夏来菰米饭，秋至菊花酒”“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樽开柏叶酒，灯发九枝花”“行人饮腊酒，立马带晨霜”“千钟紫酒荐菖蒲，松岛兰舟潋滟居”……各种名目、色泽、味道、功用的酒层出不穷，饮酒之风亦正式走入民间。较为宽松的酒政策使得酒文化日趋繁盛，“酒催诗兴”，诗人亦多是“酒人”，酒亦是“盛唐气象”的文学呈现：综观《全唐诗》及补录收录的近5万首诗作，有“酒”字的有4466条记录，咏酒及与酒相关的诗作多达万首，诗酒相融成一家，诗与酒，共同进入中国文学流光溢彩的高峰时代。
新词赋酒
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黄庭坚抵达仍然盛产着荔枝的戎州，寓居南寺。居戎州三载，他常与好友寄情于山水之乐，纵情诗文画意——此间作诗57首、词23首、文赋11篇，诗词中直接吟咏宜宾地区美酒者就达17首，综观其作，可以发现，他遍尝诸多美酒后，最为推崇的就是“姚子雪曲”。
如今，在酒都宜宾，不仅有黄庭坚的汉白玉雕像，还有涪翁楼、曲水流觞和安乐泉，整体呈现中国古典园林风貌。这其中的安乐泉，更印证黄庭坚与“姚子雪曲”的往事。
“锁江安乐泉，水味为僰道第一。姚君玉取以酿酒，甚清而可口，又饮之令人安乐。故予兼二义名之曰‘安乐泉’。”黄庭坚所作《安乐泉颂》，印证当时戎州绅士姚君玉私家糟坊在“重碧春”酒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用大米、高粱、糯米、荞子和蜀黍五种粮食加上戎州古城旧塔下的地下良泉安乐泉水，酿成“姚子雪曲”，优质的水源为酒香增色不少，口感甘美净爽，黄庭坚因而在《安乐泉颂》中赞曰：
姚子雪麴，杯色争玉。
得汤郁郁，白云生谷。
清而不薄，厚而不浊。
甘而不哕，辛而不螫。
老夫手风，须此神药。
眼花作颂，颠倒淡墨。
此诗是诗化了的鉴赏酒质的评语：黄庭坚描述类似蒸馏提纯后的清澈酒质，斟入杯中浓香扑鼻，好像白云缭绕持久不散，是浓香型白酒的典型特征。味觉上醇和甘甜，味浓味厚又不使人发腻反胃，细品酒体丰满协调，酒劲很足但落口干净，没有不舒适的刺激舌头和喉咙的感觉，还特别提到“老夫手风，须此神药”的功效，明确显示这种酒是能缓解风湿症状的高度蒸馏酒。因此，这篇《安乐泉颂》，既是黄庭坚咏酒诗的上乘之作，更是一篇诗化了的酒质鉴赏书。“姚子雪曲”，即今五粮液的前身，严谨的评酒专家给予五粮液“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各味谐调，恰到好处”的评价，恰与近千年前黄庭坚的评价惊人相似，这也更说明五粮液千古不变的卓越品质——千年后的今天，安乐泉仍为酿造神州琼浆的唯一水源：五粮液在原来的基础上掘井90米，取岷江江心水，供酿造之需。
在古戎州岷江畔，还有一个与曲水流觞的“流杯池”齐名的胜迹“锁江亭”，是一个既能使人一览三江胜景、寻得“江头一醉”又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所在。这里因酒而设，江心有一巨石，与对岸真武山石壁遥相呼应，扼锁大江，其上刻两个大字“锁江”，旁有“山谷”留款，传为最早鉴评和“代言”“姚子雪曲”的黄庭坚醉后所书。巨石上有一亭，名曰“锁江亭”，为当时戎州一景;作为生长在长江流域的文化巨子，黄庭坚自然在这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锁江亭上一樽酒，山自白云江自横。”
诗酒相传，让戎州的美酒名声远播，从“重碧酒”“姚子雪曲”到五粮液，上千年的岁月洗涤，在醇厚酒香中，世人也能感悟到长江流域孕育的独特诗酒文化。
陆游曾宦游四川八年，品尝过不少四川美酒，对汉州鹅黄酒、荣州琥珀酒、眉州玻璃春等十分欣赏，更留下“东来坐阅七寒暑，未尝举箸忘吾蜀”的佳句。像陆放翁一样的还有诸多北宋文人，他们将酒与人格修养、人文意识和文化心态融为一体，使酒真正成为文化载体。
宋元时期市井文化迅速发展，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有“酒旗斜矗”之语，司马光的《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有“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辛弃疾的《丑奴儿近·博道山中》亦有“青旗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形式简短、以歌唱为特色的词，如同盛唐之诗，得到长足发展，一曲新词酒一杯，绽放出璀璨夺目之光。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内心的郁闷和忧愁无处宣泄的苏轼，只能寄托于山水与诗酒之中。黄州城外赤鼻矶，恰好给予苏轼灵感和想象，《念奴娇·赤壁怀古》最后一句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亦将苏轼豁达宽广的人生心态展现无余。在饮酒赋诗中，才情逼人却仕途坎坷颠簸的苏轼获得了对现实人生的一种超然意趣。欧阳修更以“醉翁”为号，传颂千年的《醉翁亭记》留下了“饮少辄醉”“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的笔墨，借酒抒情是文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辛弃疾闲居信州之时，作“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雄奇意境排解难酬壮志。
酒酣诗浓
明嘉靖三年(1524年)，正德朝状元及第的杨慎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充军。一路辗转到湖北江陵，隆冬时节，夫人黄峨与杨慎分别，替他回四川新都老家尽孝。杨慎曾题诗《江陵别内》：“孤棹溯寒流，天涯岁将暮。此际话离情，羁心忽自惊”，句句皆是离愁别绪。
也就在此地，杨慎看到一个渔夫、一个樵夫在江边煮酒吃鱼，谈笑风生，心生感慨，写下《临江仙》：“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全词慷慨悲壮，意味无穷，以淡泊宁静的气氛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一如发展到明清时期，诗酒文化中便是无尽的绵绵余味，韵味悠长。
山一重水一重，次年春初，杨慎入滇，辗转云南三十余载，直至晚年潜居四川。想来历经坎坷的杨升庵还能品尝到蜀地美酒，也算“一笑人间万事”的些许宽慰。
明朝初年，陈氏家族创立“温德丰”酒坊，融合宋代“姚子雪曲”酿制精要，将原五粮配方中的蜀黍替换为当时新从海外引进的玉米，最终形成了更趋完美的“陈氏配方”“杂粮酒”。直至清末，邓子均继承“温德丰”酒坊后，将其改名为“利川永”，杂粮酒更被晚清举人杨惠泉品鉴后定名为五粮液，“语意更胜”，令人遥想当年范成大改“重碧”为“春碧”，又是隔空对饮的佳话。
从春秋战国至今，长江佳酿层出不穷，唐代的“重碧”、宋代的“姚子雪曲”、明代的“杂粮酒”，都曾风靡一时;而今五粮液以涓涓细流汇聚成滔滔巨浪，随着万里长江的波涛，一并融入浩瀚的海洋，跻身世界名酒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