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的时间，在食品安全领域有一个词汇备受关注，这就是——“转基因”。著名媒体人崔永元和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历时两年不止的撕逼大战经历了从科普论证到口水骂战的演变，在两个“著名”的影响力下将“转基因”这个词汇在老百姓心中闹得沸沸扬扬。
迷雾下的思想
在这消费者心中迷雾疑云无法消散之时，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消费者依然遵循保守的思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超市中选购像大豆油这类转基因热点产品的时候，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毅然选择带有“非转基因”标示的产品。就在“消费者思维”的引导下，中国式造假之风吹起，新瓶装旧酒，转基因大豆油灌装入带有非转基因的包装中，换了马甲让人还真不认识了!
无独有偶，在传统的白酒行业又未尝没有出现过此等现象和事件。“酒精”、“勾兑”、“假酒”这三个词汇在消费者心中经历几十年的变迁和领悟仍然不知所云。1997年，一则关于“秦池白酒是用川酒勾兑”的关于秦池标王事件的舆论新闻，让“勾兑”这原本仅仅是白酒生产线上的一个必要操作不胫而走，时隔不久，山西朔州地区的特大毒酒事件，又让“酒精”一词沦陷，从此开始让勾兑加酒精就等于假酒的理论以讹传讹开来。同样是基于上文我提到的所谓的“模式”，在白酒包装上印上明晃晃“纯粮酿造”的“操作法”已然暗流涌动起来。
一方面是舆论的左右，另一方面是造假的摆弄，无知的消费者深陷其中，舆论加造假的“模式”让消费者距离认识认清事物的本质愈来愈远。
误解中的本质
转基因食品和酒精酒的出现，一个是为了解决世界饥饿问题，而将基因工程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将作物在自然条件下同样会发生的自然突变以人工手段短时间完成;一个是为了解决国内粮食短缺问题，而将在国外早已先行酒精勾调技术运用到传统白酒酿造，将同样是在果粮中产生的食用酒精用于白酒调配。这才是两个事件的本质回归。
这种“模式”所带来的后果有两个：
第一，大众距离事件的真实本质愈走愈远。转基因食品和酒精酒原本就是一场因为技术革新而带来的产品变革，人们完全可以基于对技术和产品的认知进行选择。以酒精酒为例，利用食用酒精作为酒基，然后再进行勾调操作的做法在外国蒸馏酒的生产过程中非常常见，且不说像朗姆酒、伏特加、韩国烧酒等这种生产工艺本身就类似于酒精生产的酒种，人们所熟知的威士忌和白兰地也都存在食用酒精添加的现象，大都被普遍接受。而在中国，酒精酒完全成为一种贬义词，成为对整个传统白酒行业嗤之以鼻的说辞。
第二，加深技术实行与所欲解决问题之间的矛盾。每个技术的开创和推广必有其历史背景。以酒精酒为例，早在1956年制订的《1956-1969年科学远景规划纲要》中，就有“酒精兑制白酒”的科研课题项目，这个课题在当时与原子弹、氢弹和火箭并列在一个纲要内，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之所以这样规划，原因在于对粮食的节约，同时为了保障满足白酒市场的供应，在1955年，黄河以北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50斤，黄淮之间只有200斤，而淮河以南也才只有400斤，这还都是两季的产量。1959年，大饥荒蔓延开来，粮食更显得精贵，如果在古代，这种情况是要禁酒的。由于误解所造成的技术推行受阻，让技术无法真正落地，加深了技术与所欲解决问题之间的矛盾。
变革中的方法
转基因食品和酒精酒的现象，同样是新技术遭受寒流，同样是新理解遭受曲解，同样是新产品遭受排挤，这种所谓的“模式”几十年如一日未曾改变，如车轮裹挟着泥土，制造混乱与狼藉。敲断轮毂，正本清源，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第一，消费需理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优质生活的要求逐渐提高，所谓消费变革也就是消费升级的过程，而在这升级过程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消费更加回归理性，而这种理性的增加并不代表认知的全面，以白酒行业为例，白酒消费者一方面认为纯粮酿造才是好酒，愿意购买纯粮酒，而另一方面，也错误地认为酒精酒就是假酒，所以消费者需要更加全面地看待问题，而这种全面理性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消费者本身的知识体系的完善，另一方面需要像行业协会、科普组织等机构的真正介入，让舆论落地，让消费者心中的迷雾消散。
第二，企业需诚信
诚信是基于商业的底线，是企业扎根立足的根本，消费理性趋势的加剧让更多投机主义的企业失去市场竞争力而丧失生存空间。而与此同时，在品牌时代，品牌赋予产品巨大的能量，尤其在当今互联网介导、自媒体发达的环境下，诚信的缺失所给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当头棒喝、品牌破碎，也有可能是整个企业的完结。
第三，政策需健全
除了舆论的落地，企业内在的坚守，仍需要行业乃至国家政策的外围制约。比如，2005年的《全国白酒行业纯粮固态发酵白酒行业规范》以及配合使用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审定规则》，为“纯粮白酒”四个字设立了门槛，明确规定了只有完全符合以上两规定要求的产品，才能授予和贴印“纯粮白酒”标志。像这样的规定或者政策为整个行业构建起良好的生态环境，消费者的选择有据可循，而企业的行为也受到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