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起，我国的大规模减税政策正式实施，一批相关的受惠行业如降甘霖，股价迎来暴涨时刻。据新闻报道，今年我国的减税降费规模将高达2万亿元，其中分三个档次：
第一，适用16%增值税率的项目改按13%税率征税，主要涉及制造业等行业;
第二，适用10%税率的项目改按9%税率征税，主要涉及交通运输业、邮政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基础电信服务和农产品(6.350, -0.07, -1.09%)等货物;
第三，保持6%一档税率不变，主要涉及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和增值电信服务等。
半个月前，当减税传闻被证实，各大汽车企业便纷纷开启了降价动作，比如奔驰、宝马、捷豹、路虎、沃尔沃等瞬间就上了头条。只不过，百万元级别的豪车，降个3万、5万的，人民群众发现还是买不起呀，于是吐槽不断。
这正是减税的奥妙之处：对于高毛利率的奢侈品来说，价格敏感度本来就不高，降3个点的税费其实差别不大;但对于一些利润本来就薄如纸片的行业来说，3个点完全可以让净利润翻上一倍，足可称得上是雪中送炭。比如啤酒行业，华润、青岛、燕京三家龙头2018年的净利率分别为3%、5.9%、1.5%。3个点的利润送过来，燕京直接翻倍，青岛也能多个50%。
也难怪，燕京啤酒(7.930, -0.07, -0.88%)(000729)会成为了这一轮短线上涨的龙头，连续两天涨停，成为了消费股里的急先锋。但啤酒行业的机会，并不仅仅是这一轮的减税降费，如果我们将眼光放的更长远一些，会发现这里蕴藏的机会远比我们想象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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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全球啤酒消费大国，一年的消费量高达4400万千升，约占全球总量的22%，在亚洲市场的占比甚至高达60%以上。如此庞大的消费量，使得我国以一国之躯就撑起了全球三大啤酒公司。
最新世界(8.010, -0.09, -1.11%)啤酒市场份额排名如下：一线巨头：百威英博27%(比利时)、喜力11%(荷兰);二线巨头：华润6%(中)、嘉士伯6%(丹麦)、摩森康胜5%(美)、青岛4%(中);三线巨头：朝日3%(日本)、燕京2%(中)、麒麟1%(日本)。但我国的三巨头，和欧洲三巨头相比，是典型的虚胖，大而不强。
如上面所说，我国的三巨头，华润、青岛、燕京，净利率徘徊在1.5%-6%之间的盈亏平衡线上;
而西方的三巨头，百威英博2018年营收546.19亿美元，净利润43.68亿美元，净利率8%。但这是在收购南非SAB后，消化不良的情况下。2017年营收564.44亿美元，盈利61.9亿美元，净利率11%。这才是正常表现。
喜力2018年营收224.71亿欧元，纯利24.24亿欧元，净利率10.78%。嘉士伯2018年营收625.03亿丹麦克朗，净利润53.09亿丹麦克朗，净利率8.49%。也就是说，8%-11%的净利率，是西方三巨头的正常状态。两者之间的利润率表现，平均差距有5-6个百分点!这里面的差距，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产品定价。举例来说，按照市场上的啤酒平均零售价来算，美国是4328美元\/吨，日本是4803美元\/吨，韩国是3881美元\/吨。而中国，是1861美元\/吨，仅为前者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左右。或者你会说，发达国家嘛，定价当然要更贵。但即使是同样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的国家，巴西、墨西哥、俄罗斯等的吨酒价格也显著高于中国。巴西是3422美元\/吨，墨西哥是2782美元\/吨，俄罗斯是2684美元\/吨。平均价格都要比中国高出1千美元以上。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核心的原因，君临认为有两点：第一，由行业垄断带来的溢价能力提升;第二，由消费升级带来的高端化产品结构。前者，是供给侧的改善，后者，是消费侧的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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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行业，供给侧的改善往往是利润飙升的关键。譬如空调市场，早年间多个品牌混战，打得天昏地暗，各家都没有什么利润。但最近十来年，当市场进入垄断阶段，格力、美的双雄对峙，老三老四们被边缘化，就进入了孕育大牛股的黄金时代。垄断，是企业溢价能力可以施展的基本前提。
跟中国市场，目前还是华润雪花(28%)、青岛啤酒(48.730, -0.37,-0.75%)(20%)、百威(17%)、燕京(12%)、嘉士伯(6%)，五强争霸的格局不同。在巴西市场，呈现的是双雄对峙的局面：百威64%、喜力20%;在墨西哥市场，也是这两巨头的统治：百威 58%、喜力 40 %。在我们的近邻日本，同样是双巨头的格局：朝日38%、麒麟33%。
远一点的加拿大：百威英博54%、摩森康胜40%。法国：嘉士伯29%、喜力28%。对比发达国家市场，或者成熟发展中市场，可以发现——CR5→CR4→CR3→CR2，汰弱留强，几乎是啤酒行业一个必然的发展规律。西方三巨头，百威的利润率可以做到11%，喜力可以做到10%，嘉士伯只能做到8%;这就是品牌、规模、渠道，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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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国的啤酒行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史，同样经历的是这么一个过程。1980年代，百废待兴，啤酒消费兴起，各地纷纷投资建设啤酒厂，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1990年代，外资进入，生力、蓝带、百威、喜力、嘉士伯等外企登陆，我国的啤酒消费进入高成长阶段，年增速高达20%。1995年，我国啤酒产量达到1568万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啤酒生产国。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本土啤酒龙头的跑马圈地、资本并购战正式点燃。首先是燕京，第一个跑出。燕京啤酒，1980年建厂，前身是一家投资仅仅640万元，年产量1万吨的顺义县啤酒厂。如此规模的国企啤酒厂，在当时的中国有数千家之多，燕京并不起眼，而推动这一切转变的关键人物，是李福成。
1983年，时任顺义县化肥厂党总支副书记的李福成，奉命调入顺义县啤酒厂任党总支副书记，负责市场营销和渠道工作。那时候的啤酒行业，采用的是计划经济的包销模式，销售渠道一直为地方糖酒公司垄断。谁能够率先冲破这种僵化的渠道体系，谁就将获得爆发的动力。
1988年，李福成推动了燕京渠道体系的转变，不再依靠糖酒公司，而是组织销售团队走街串巷，开辟经销商和批发网点。据说那时候的燕京，配置了2600辆平板三轮车，让小商小贩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吆喝着卖，将啤酒送到了胡同里，形成“家家喝燕京”的北京一景。自此之后，燕京飞速发展，1991年，李福成出任燕京啤酒厂厂长，直至2015年退休。1993年，燕京啤酒产量达到18.5万吨，位居全国第三;1995年，燕京在产销规模上追平了“百年老牌子”青岛啤酒，1996年，燕京率先突破50万吨产销规模，跃居第一。
1997年，燕京在在香港的红筹股和深圳A股同时上市，募集了13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财力雄厚，为接下来的资本大战做好了准备。2000-2003年，燕京先后收购雪鹿、漓泉、惠泉等多家地方啤酒厂，获得内蒙古、广西、福建等区域腹地。这几年，正是燕京的高光时刻。没有人料到，此后燕京的地位便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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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燕京的，是青岛。青岛啤酒诞生于1903年，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继承着德国文化的味道。但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青岛啤酒始终是个偏居山东一隅的地方品牌，真正改变这一切的，是彭作义(1996-2001)和金志国(2001-2012)两代掌门。彭作义上任后的1996年，正是燕京全国扩张，并超越青啤的那一年。彭作义意识到，青啤虽然有着很好的品牌积淀，但作为一个中高档品牌，有点不接地气。
当时的啤酒市场，消费人群主要是蓝领阶层，90%的消费都是低档啤酒。青啤要做大，一定要放下身段。于是彭作义制定了低成本扩张的并购战略，在1998-2000的三年间一口气买下了45家地方啤酒厂。产量，也从1996年的35万吨，上升至2000年的185万吨，份额从2%上涨至10.7%。
1999年，青啤重新夺回了行业销量第一的宝座。只是，买得太多太快了，消化不良的问题很快浮现，利润率节节下滑。彭作义当然也清楚这里的问题，他曾经说：“按正常做法，青岛啤酒应该是兼并一家消化一家后，再去实施下一步兼并，青岛啤酒也好有时间处理好与企业相关的一些问题。
但是面对啤酒行业的大整合，青岛啤酒必须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完成全国的战略布局，青岛啤酒只能在跑步中调整自己。”但他已没有时间了，2001年，彭作义突发心脏病去世，金志国被推上火线。金志国任内，干了两件事：第一，与百威英博签署合资协议，让外资持股达到27%，为第二大股东，并引入后者的技术;第二，提升管理能力，对旗下150个啤酒品牌进行瘦身，调整为1个主品牌“青啤”，加3个副品牌“山水、汉斯、崂山”的格局。青岛的盈利能力得以逐渐恢复，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华润雪花开始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