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贵州出台《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规定》明确提出，领导干部严禁有五个方面的行为，包括“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其他特定关系人获取茅台酒经营资格、增加茅台酒销售指标、倒卖茅台酒提供便利;违规审批茅台酒经营权;违规收送茅台酒;其他违规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的行为;领导干部要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禁其利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等。
丰厚的利润是不争的事实，而在稀缺属性的催化下，茅台酒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成为攫取利益的特殊动机。在出厂设置里面分明设定了市场编码的茅台酒资源掺杂进了权力之手，游走在公权与私利之间灰色地带便会不断扩大。在反腐高压下，政府发文“画定”卖茅台酒谋私利的红线，勿谓言之不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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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数起党政干部及其亲属以茅台酒谋私利的反面教材，政府需要“亮剑”来挽回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公信力;而另一方面，提出“行稳致远”的茅台，也的确迫切需要一场形象革命，来为自己抵御花花世界的流言蜚语。
首先，杜绝“提篮子”工程，斩断官商利益链一直是反腐的重点方向，禁止卖茅台酒谋私利事实上也是反腐的一个缩影。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禁令”无疑肯定甚至加持了茅台酒的价值属性，毕竟——卖茅台酒已经被定义为是谋私利，而卖其他酒，或许还是拉动地方经济的“精准扶贫”。
其次，剥离政治色彩的茅台酒形象会更加健康。茅台身上从来不缺与政治相关的负面标签，“喝不起”、“腐败”一度成为认知层面拦在普通人面前的哼哈二将。而自“三公”消费禁令实施以来，茅台一直在努力强化“普通人喝得起”的消费标签，“铁腕稳价”佐证着茅台的这一满腔热血可不是装在哆啦A梦兜里的宝贝。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禁令”有助于进一步平衡作为社会稳定的公共心理基础，进而塑造更健康的茅台形象。
最后，让特权退出，市场对茅台酒的决定性作用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当打招呼、批条子、开公函、协调引荐的方式成为历史，抛开特权主义下的茅台酒市场才是经销商之幸、消费者之福。
可以肯定的是，当这群“特殊的经销商”不再占用茅台酒资源，一方面，“喜提”更多计划量可以让茅台酒真正经销商有更多的文章可做;另一方面，消费者也可以用更少的精力以及经济损耗，来更爽快地买到茅台酒。
“我只想尽自己的努力把茅台的事办得好一些，不要让大家失望，把国家这个民族品牌和世界名片打造得更加亮丽一些。”在刚召开的“2018十大经济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上，茅台掌舵人李保芳在获奖感言中如此表示。
显然，对于从政府单位转向企业的“过来人”来说，李保芳显然深明公权私用对于市场经济的危害性，禁止卖茅台酒谋私利毫无疑问正中其下怀。
此外，受宏观经济增速影响，白酒行业改革行将进入深水区，而就在上个月，李保芳亦提到龙头企业普遍保持高增长不可能是常态，茅台2019年将稳中求进、行稳致远。
《规定》一出，贵州茅台股价应声而涨，禁止“卖茅台”谋私利在敲碎以身试法者全身而退的念想的同时，给了市场对于茅台，甚至对于行业一个更正面、更高、更好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