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8，五粮液又将“混改”提上战略日程。而就在几天前，我参加的一次行业年度评选讨论会上，茅台和衡水老白干这两个行业领袖和区域豪强领衔的“混改”大戏，也成为评委最为追捧的年度事件。
“混改”并非新鲜事物。之所以十八大三中全会强调的是“新一轮混改”，自然是因为“旧几轮”不成功的缘故。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们近期都在众口一词地提醒着国企顶层设计者和私企决策者们，这一轮“混改”必须建立在修正以前问题的基础上，否则不仅难以成功，甚至有可能付出代价。《中国经济周刊》在一篇题为《“混改”新传》的文章中就将过去的“混改”问题一一列举，甚至明确地提出，过去的很多“混改”，只是为了解决国企高管的“拿钱”问题。
本人绝非企业私有化的反对者，更加不是名酒国企民营化的反对者。之所以现在跳出来不和谐，只是在“混改”主旋律即将奏响之前，想要弱弱地提醒行业一句：“混改”不是解决目前白酒产业困境以及企业问题的灵丹妙药，更不能试图给一些不清不白的经营投机行为戴上“混改”的帽子而使其名正言顺，逼格上升。
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白酒产业，包括领导品牌在内的所有企业，需要解决的关键不是私有化问题，而是现代化问题。
在过去的十几年到二十年间，不少企业致力于体制改革，有位列产业领袖集团的剑南春，也有拥有国家级名酒这样“不可再生资源”的区域豪强宋河、宝丰。但我们不难发现，改革者并未领先，剑南春长久的平淡，而曾比洋河更有优势的宋河如今已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反倒是茅台和洋河，称得上过去十几年白酒快速发展的最高成就代表者。我们看到的不仅不是体制优越带来的推动力，反而更多地能品味出国有体制背后的权力意志给它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支撑价值——这不一定正确，但这绝对是现实。从洋河身上，我们还能看到的就是现代化能给这个传统深厚的产业带来怎样革命性的进步。
引申来说，在中国大经济环境总体还无法摆脱政府控制，从而不能建立充分健全的市场规则体系的形势下，像白酒这样承载着民族文化遗产维护使命的产业，或许国家意志参与决策有它相当正面和积极的意义。
不久前茅于轼先生曾经公开表达这样的观点：“如果不能完全与政府脱钩，混合所有制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前些年几乎所有启动了体制改革的企业都面临过一个尴尬的状况，那就是品牌所有权的问题，比如剑南春、郎酒等等。即使历尽艰辛，貌似已然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宋河、宝丰，现在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那么坦然和底气十足。
这不是白酒一个行业的问题，放眼业外，在同仁堂、王府井、云南白药这样承载着民族文化遗产价值的老字号(我这里特指真正意义的老字号，不是获颁的某个牌子)还没有品牌私有化的先例。即使在像“八大祥”这样曾享誉全球的品牌纷纷消亡，也不能改变。在中国近百年来历史变迁中，一些这样的品牌已经无法认祖归宗，而只能视之为“公共财富”，以“国有资产”的方式予以维护。这种情况下，任何将其据为己有的行为都将承受不可预计的风险。白酒行业这方面的故事，对《总裁参考》的读者们而言，不必赘述。
白酒行业和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考验，这个时候，尤其是领军企业如果过度将精力资源依附于一个需要漫长缜密，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解决方案，我个人认为是不明智的，也是危险的。
经营的问题还是回到经营本身去解决，直面那些曾被我们忽略的本分，比如产品品质的提升，比如生产技术的进步，比如现代管理的构建……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