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个文治武功都相当厉害的开国之君，拥有非凡的政治手腕，几乎是以和平的手段夺取了后周的政权，然后又以和平的手段瓦解了手下最具威胁力的大将的军权，这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夸夸其谈的，都将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作为一个夸奖、炫耀来说，可是，“杯酒释兵权”的背后和后期影响如何，被果然选择性的遗忘了。
“杯酒释兵权”事件的能够发生，一定是一场非常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的博弈，绝对不像史书上所说的那么轻描淡写，仿佛儿戏一般，就像搁在现在，你让一个开国大将放弃手中的权力去当一个富家翁，谁会答应?
所以，赵匡胤和石守信他们，那一夜，绝对是惊心动魄的一夜，也或许还有隐蔽的流血事件，只是被历史选择性的遗漏了。
那一夜，是一场权与利的一场空前博弈，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都不知道，开国之君，总是有能力抹掉一部分不光彩或者秘密，但是那一夜之后，那些开国大将纷纷上表辞官，交出手中的权力;而赵匡胤也的确回报给了他们一世肆无忌惮的富贵。
如石守信，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有古之大帅之风，而且作战勇猛，一向重义轻利，深受手下将士拥戴，可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顿悟”了，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国大将王翦那样，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在出征灭楚途中故意“自污”罢了。
而当时的另一位赵匡胤的手下大将，王全斌，在史书上也说他以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但是，在“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但是很显然，王全斌的这种反常之举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因为，在他看来，克蜀之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间升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太祖赵匡胤已经赏无可赏，如果不来一场声势同样浩大的“自污”之举，因为功高震主，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而且，这只是两个最典型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大将，也都是一夜之后似乎换了个人似的，如果说“杯酒释兵权”真的是那么和谐的话，至于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那为什么说宋朝的灭亡，在“杯酒释兵权”那一夜就注定了呢? 因为赵匡胤也妥协了，他许了不论那些手下犯什么样的错，都不会追求。
比如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是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王皇后的胞弟。据《宋史》记载，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是个贪财渔色、“专以脔割(将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一片的)奴婢为乐”的食人魔王。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状，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
但结果如何呢?
据说，宋太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判决得挺狠：“削夺官爵，勒归私邸。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最终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没等自己的小舅子王继勋前往流放地，赵匡胤早已改授其职为右监门率府副帅。由于有恃无恐，970年，王继勋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之后，变本加厉地发泄着自己残暴的本性，开始吃人：“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以致人贩子和棺材铺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中，门庭若市。有了上一次告御状的教训，洛阳百姓对上诉不再抱有希望，学会了听天由命，任其宰割。
据统计，直到太宗即位后王继勋被处死时，仅在973年到977年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王继勋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达100多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食人恶魔，如果不是赵匡胤有意庇护，想必绝对不会吃人吃得这么不亦乐乎，逍遥自在。
或许这看起来没什么，但是这些人决定了宋朝的政治，有着致命的缺陷，这些开国元老的为非作歹肆无忌惮，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得到收敛呢?一直到北宋被灭，南宋之时才得到革新，但是南宋之时，那些拥护赵构上位当皇帝的开国大臣，又开始继续这样的生活。
有这样一匹拥有“免死金牌”的权臣存在，宋朝能不黑暗么?
也许梁山泊好汉是小说，也许方腊也只是虚构，但是宋朝此起彼伏的起义之类，应该是绝对不少的。
其实，宋朝，应该没有历史上那么和谐，有这样一匹蛀虫。
在《旧唐书•魏徵传》中李世民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